站在珠海唐家湾，远眺伶仃洋的碧波万顷，仿佛能望见百年前那位怀揣农业救国梦想年轻人远行的身影。1904年，20岁的唐有恒背着行囊踏上轮船，船票上的目的地是美国，心头始终牵挂的是身后亟待唤醒的华夏田野。

  轮船鸣笛离港，身后粼粼波光荡漾着故土牵挂，眼前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迷雾前路。这位负笈海外的年轻人，归国后创办了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今华南农业大学前身），在岭南大地上为华南近代农业教育播下第一颗种子。

  1884年，唐有恒生于广东香山唐家村（今珠海唐家湾）。彼时随着西风东渐，西方先进文化不断由香山传入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唐家湾，已有不少唐氏族人远赴海外求学。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唐有恒自幼便对新知识抱有浓厚兴趣。

  1899年，唐有恒随赴港做工的兄长前往香港，就读于皇仁书院。次年，他进入广州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系统修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式课程，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愈发浓厚。

  1904年，清廷推行新政，鼓励青年出国学习实业。唐有恒通过选拔成为广东省官费留美学生，被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专攻物理化学。一年后，他考取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

  “唐有恒所处的时代，正是甲午战争后第二代留兴起之时，当时留美学生深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多专注自然科学。”珠海市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罗玉芬认为，唐有恒选择农学，既源于家族世代务农的背景，自幼便对农业怀有深切关注与浓厚兴趣；更因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尽管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方式却极为落后，农民生活困顿，也许农业科学救国才是更现实的路径。

  康奈尔大学是当时全球农业科学的顶尖学府，其农学院以“科学农业”理念闻名。在这里，唐有恒系统学习了作物育种、土壤学、农业经济学等课程。1907年，他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进入研究院攻读水稻育种专业，次年取得硕士学位，成为锡格玛希（Sigma Ximenber）科学会名誉会员（博士），成为中国最早接受系统现代农业科学训练的专家之一。

  因精于水稻育种研究，唐有恒被美国联邦农业部拟以高薪聘请为农业研技师。然而，优渥的待遇并未动摇他的初心。祖国国势日衰，农业落后致农民饥寒交迫，他坚信农业变革迫在眉睫，而人才教育培训是关键。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唐有恒婉拒高薪挽留，毅然回国。罗玉芬指出：“他留学的初心就是‘精忠报国、养育国民’，美国再优渥的条件，也改变不了他振兴祖国农业的志向。”

  在归国轮船上，唐有恒在日记中写道：“吾辈负笈西洋，非为个人之前程，实为华夏农业之振兴。”这种家国情怀，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奋斗的精神动力。

  带着满腹学识与一腔热忱，唐有恒于1908年回到祖国。此时，正值晚清政府推行新政，各省设劝业道，旨在改良农事以裕国富民、安邦固本。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被视作实业之母，振兴农业成为历代治政之要。广东虽地处岭南富饶之地，却面临物产不丰、民食不足的困境，追根溯源，乃因乡民固守旧习、耕作方法落后。在唐有恒看来，唯有政府牵头，设立农事试验场，开展农业试验研究，推广科研成果，培养专业人才，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富民强国。

  基此理念，唐有恒受广东省劝业道陈望曾道尹委派，主持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的规划与筹建。1908年秋，试验场筹办处在广州东门外犀牛路（今区庄附近）设立。

  创办期间，唐有恒借鉴美国和日本举办农业试验与农业教育的经验，结合中国农业落后、专业人才匮乏的真实的情况，提出了在建设农业试验场的同时附设农业讲习所，以实现科研与教育相辅相成：试验场培育的改良稻种、果蔬品种，成为讲习所的“活教具”；而讲习所学生的田间实习数据，又为试验场科研打牢基础。

  1909年，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正式成立。既开展农业试验研究，又培养农业专业人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早的近现代农业高等教育。

  华南农业大学文博馆馆长刘红斌指出，这种模式是唐有恒对中国农业教育的重要创新：“他受西方教育影响，让试验场解决农业科研前沿技术等问题，讲习所确保学员学到最先进的农业理论且与生产实践结合，形成‘科教合一、场所合一’的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实现了知行合一。”

  1910年3月，唐有恒被保送北京，参加清廷学部召集的归国留学生留学成绩考试，获农科进士，殿试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但他志不在仕途，无心官场，毅然返回广东，全身心投入场所建设发展。在陈望曾的支持下，试验场又添置了场地10余公顷并增设林业科，唐有恒亲自担任场长兼讲习所监督。

  刘红斌认为，这一选择与唐有恒的地域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唐有恒出生珠海唐家湾，得风气之先，既让他易于接受外来思想，也使他对传统功名观念较淡，而以救国思想为主导。

  为保证教学质量，唐有恒亲自拟订了一整套有关科研、教学、推广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划，提倡三者结合。课程涵盖基础理论（植物学、土壤学）、实用技术（育种、病虫害防治）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产品加工、市场流通），力求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农业知识。他认为，合格的农业人才不能只懂种地，更要懂市场、懂产业。

  面对传统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积弊，唐有恒大胆改革，首创“课堂-实验室-试验田”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他将课堂搬到田间，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农业知识，规定学生一定得完成200小时的田间实习才能毕业。在农科教学中，开设稻田实习必修课，要求学生亲手完成从育种到收割的全流程，强调“稻穗的饱满度，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说明问题”；在工科方面，附设农具修造工坊，教授学生农机原理与维修，培养动手能力；商科教学则邀请广州商帮行家授课，从珠三角的米市行情到海外外销渠道，让学生明白“好收成还要有好销路”。

  “过去的农业教育多停留在书本传授，没有试验田、品种改良等实践环节，科研与推广也脱节。而他让学生下田劳作，将教学、科研、推广结合，促进了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罗玉芬认为，这种模式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这些创新举措成效显著。1917年，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附设农业讲习所扩建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后于1924年改组为国立广东大学（该校后更名为中山大学）农学院。该校毕业生成为各省争相延揽的农业专才。据统计，1910年至1920年间，该校培养的368名毕业生中，有291人长期服务于农业领域，不仅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还为中国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深耕教育领域，唐有恒对农业科研也极为重视。在当时，绝大多数农民仍沿袭千年不变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唐有恒带领团队开展了多项开创性工作：引进美国优质棉种、甘蔗品种进行适应性培育；研制新式堆肥技术，改良岭南酸性土壤；创办《农事月刊》，传播现代农业知识……这些实践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的农业科研机构之一。

  1912年民国成立后，唐有恒奉调北京，旋改任农政专门学校校长兼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15年，农政专门学校改组为农商部农林传习所，负责推动全国农林生产科学技术工作，唐有恒任所长8年，推广优良种子及增产技术，成绩非常显著。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广玉蜀黍早熟种、长绒美棉种、免黑穗病小麦种等优良品种，改良铧犁、玉蜀黍脱粒机等农具。此外，他还设立8所农民子弟学校，与京汉、京绥铁路局合作，利用巡回展览列车，在铁路沿线向农民宣传农业新技术、新知识。

  在农林教育方法的理念上，唐有恒主张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人才，提出应以培养近代农业人才为根，以推广农学新理新法为本的教育方法的理念。1923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北京农业大学，唐有恒被聘为教授、农艺系主任兼农场主任多年。1928年，安徽大学拟筹建农学院，唐有恒受委任代理筹办主任。但因操劳过度，旧病复发，回乡休养。1930年6月，唐有恒参与家乡农业建设，出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秘书兼中山县立中学校长，他勘察全县农林土地情况，为农作物改良提供科学依据，并撰写《中山模范县农林建设纲要》。唐有恒还提出要把中山县建设成全国最富庶的县，其第一个任务是解决农业这个根本问题，并选定今珠海唐家湾镇会同、那洲一带建立“全国农业模范村”基地。这一体系虽因时局动荡未能全面落实，但为后来的农业技术推广提供了制度蓝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近花甲的唐有恒满怀民族大义，投笔从戎，出任第四战区战时粮食管理处秘书，负责调运湖南稻米到广东调剂军民粮食。1938年广州沦陷，他举家撤至粤北，先后任广东省赈济会查核处生产组组长、广东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广东省政府技术室技正等职。战火纷飞中，他辗转多地推广良种，在韶关北面的河边厂地方兴办“六合农场”种粮；在曲江县马坝试验并大面积推广水稻优良品种“马坝油占”，力求提高粮食单产，缓解战时粮荒。

  刘红斌指出，这一时期的工作展现了唐有恒科研实践的务实性。即便到今天，“马坝油占”仍是深受欢迎的优良品种，华南农业大学也一直在对其进行升级和研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为国立广东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及病虫害系的一部分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后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唐有恒当年确立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办学方针，如同一条无形却又强大脉络，贯穿了学校此后的发展历程。

  走进如今的华南农业大学，唐有恒先生留下的精神印记依然清晰可感。他“不唯书、只唯田”的教育主张，与校训“修德、博学、求实、创新”所蕴含的求真务实精神一脉相承，成为学校育人理念的重要渊源。作为华南近代农业科教事业的开拓者，唐有恒奠定的办学事业影响深远。据学校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华南农业大学已累计培养了包括12名院士在内的三十多万名优秀人才，其中大量毕业生深耕华南地区农业领域，成为区域农业科研与实践的骨干力量，延续着先生“以农兴邦”的初心。

  罗玉芬认为，唐有恒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既写论基础研究，又让学生下田、向农民推广技术，这种“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务实精神，正是当下乡村振兴、农业教育需要传承的。作为从唐家湾走出来的教育家群体中的一员，他与同乡先辈一样“以救国强国为目标，坚信教育能振兴国家”；身为纯粹的科教专家，他以农业为切入点，将宏大理想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实践与科研行动，让救国抱负在华夏田野间落地生根。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当我们在华南农大的试验田里看到先进的无人机播种时，或许会追忆起当年只身走进稻田的唐有恒，正是他当年播下的 “教育种子”，经过百年风雨的滋养，才让现代农业的枝芽得以伸展到今天的高度。他当年“让农民有知识，让土地有产量”的期盼，正在这片他深爱的岭南大地上，一步步成为现实。

  重农固本，是立国之基、安民之要，也是“百千万工程”激活城乡潜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唐有恒“科教兴农、知行合一”的精神，为“百千万工程”提供了“科技扎根田野、人才反哺乡村、产业联结城乡”的历史养分与实践借鉴，让百年前播撒的农业现代化火种，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中持续照亮前行之路。

  唐有恒负笈西洋却一生致力于华夏农业振兴，这份开放视野中的赤子坚守，与珠海“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内核一脉相承；首创“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进田间，这种突破陈规的敢闯敢试，是对“敢为人先”的有力践行；战火中仍维持办学、推广良种，是扎根实业的“务实笃行”。他“农教拓荒”“科研兴农”的一生，始终与珠海精神同频共振，成为这片土地文化精神的生动代表。